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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龙: 从构成要件角度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时间:2017-12-12 来源:荆门市人民检察院 访问量: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经从理论设计走向司法实践。不同于以往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刑事政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计须充分体现司法实践和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为使该制度具有可行性及系统性,需要从构成要件的角度,从程序和实体因素、积极和消极因素等方面作出符合逻辑性的构建,从而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充分发挥该制度的价值。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程序和实体构成要件

  (一)程序构成要件

  首先,关于程序的启动,需要满足以下几个要件:一是必须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权利义务告知,即依法明确地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的前提、条件和法律后果,不得违背其意愿要求其认罪认罚;二是必须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说明基准刑,以及从宽的幅度和相应的法律依据。只有如此,才能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该制度明确的合理期待,从而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明确性;三是对于适用罪名要进行合理限制。

  其次,关于程序的运行需要满足以下几个要件:一是区别诉讼阶段适用。在侦查阶段,重在犯罪嫌疑人对涉案事实的确认;在审查起诉阶段,重在犯罪嫌疑人对起诉事实的确认和对法律后果的自愿承担;在审判阶段,重在被告人对拟判罪名和将受刑罚的认可。之所以要作如此区分,原因在于,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既然在有的诉讼阶段,“罪”未确定,那何谈认“罪”?定罪量刑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符合法理。二是协调好诉讼进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后又否认犯罪事实并且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确实存在的,当然不能对其从宽处理。但是,这在有的案件中会导致诉讼进程的变化和证据体系的重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又否定的,不仅导致认罪认罚制度的不适用,还可以导致整个诉讼进程巨大变化。三是设有相关的救济途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既要追求司法效率,又要追求司法公正。如果认罪认罚不是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由意志,那么司法公正就难以体现。所以,该制度也要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犯罪)相应的救济途径,尤其在某些重大犯罪案件中,要当庭要求被告人阐述认罪认罚的原因和理由,重点审查有无刑讯逼供、诱供和避重就轻的情况。

  再次,关于程序的终结,需要注意以下方面:一是认罪认罚从宽的实现。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认罪认罚,最终得到从宽处理。在不同的诉讼阶段会有不同的处理结果,比如,在审查起诉阶段,可能是相对不起诉,在审判阶段可能是从轻判处刑罚。二是认罪认罚从宽的阻却。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后无正当理由翻供反悔或者认罪认罚不实的,将会导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不适用。其中,认罪认罚不实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刑讯逼供或诱供等作出的与实际情况不符的供述和避重就轻等情况,以及与司法人员串通为求从轻处理而作出虚假认罪的情况。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程序要件,还应该包括书面原则,即认罪认罚从宽的幅度应该书面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和法院的判决书也应该对符合该制度的情况作出详细说明,尤其对从宽幅度和根据要作出量化阐述。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化,使其具有切实可靠的操作标准。

  (二)实体构成要件

  一是客观事实清楚。所谓客观事实清楚,不同于犯罪事实清楚,在不同的诉讼阶段有着不同的含义。在侦查阶段,是指发生了侵害事实,该事实是否是犯罪导致,还有待进一步侦查;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是指侵害事实已经被相关证据证明系犯罪导致,并且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认罚,在很多情况下只是起到印证作用而非决定作用。

  二是因果关系明确,无排除犯罪性事由。即犯罪事实和犯罪行为之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如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认罚才有现实意义。对于因果关系不明确的案件,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也不能将其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并且由于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在某些案件中,所谓的相当因果关系、必然因果关系、外部因素介入以及所谓的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等往往造成该类案件的因果关系错综复杂,难以提出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理由,所以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即使认罪认罚也要谨慎定罪量刑。

  三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仅是对犯罪事实的确认。在所有的诉讼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都应当是对其所作的犯罪事实的确认,而不苛求其对司法机关认定罪名的认可。因为,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不是法律专家,不可能清晰地进行罪名辨析,尤其是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等行政犯存在的案件中,涉案人员更难对罪名、罪数进行准确区分。虽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较好地发挥了刑法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效果,但是却不能苛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成为能够辨析罪名的法律专家。所以,笔者认为,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犯罪事实予以确认,就适用从宽处罚的法律后果。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起诉前依据法条或者先前预测的量刑结果,还是起诉后检察机关“就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向法院提出的法律意见”,均非通过审判程序得到的量刑结果,所以,“认罚”并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最终量刑结果的认同,而是对自己即将接受刑罚的事实不持异议的“意思表示”。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积极和消极构成要件

  (一)积极构成要件

  一是犯罪存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前提是有犯罪事实存在,其后才谈得上所谓的认罪认罚。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司法机关,尤其是侦查机关能够对案件事实准确把握,避免错误入罪,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准确认定。在司法实践中,由于错误锁定犯罪嫌疑人而导致的冤假错案屡见不鲜。尤其在当前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科学合理的证据规则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再也不是“证据之王”。如果在证据体系中,犯罪不能被证明或者不是锁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为,即使其认罪认罚也不能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二是司法公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基于司法公正的刑事政策,否则就会演变成利益交换机制。由罪刑法定和罪型相适应的刑法原则可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一项受到限制的从宽制度,而这样的“限制”就是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所要求的证据体系科学合理、司法人员修养较高、司法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并接受监督和提供完善的救济途径以及程序透明公开等,均是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都是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效果的重要因素。

  三是自白任意。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认罚不是基于强制、胁迫、欺骗等作出,而是出于其自愿与内心的意志。作为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白任意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体现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真心悔过,有利于受损社会关系的修复。另一方面,对于司法机关应付考核、片面追求所谓的“刑事和解”起到遏制作用。因为在现实中,有的司法机关为追求所谓的“创新”,无视当事人的真实感受,组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方进行无休无止的讨价还价,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自白任意原则,有损司法机关的尊严和威信。

  (二)消极构成要件

  一是避重就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并不是真正的认罪认罚,而是有选择地狡辩和误导司法人员。这是最典型的不认罪,当然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二是消极履行。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虽然口头上如实认罪认罚,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但是在实际中却没有履行到位。比如,在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时候,有违反法定义务的情况,在对被害人的赔偿和财产刑的履行上能为而不为等。

  三是程序违法或冤假错案。这里的程序违法是指严重违反刑事诉讼法的情况,比如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情况,由于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或动摇了证据规则上重要的自白任意原则,其相关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等都应受到质疑,导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不适用。至于冤假错案,理所当然地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对西方国家的辩诉交易制度有所借鉴但也应该有所区别。所谓“辩诉交易”是指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可以就检察官指控的犯罪,同控诉人进行谈判,以获得从宽的判决,这种控诉方与辩护方之间的谈判即辩诉交易。一般而言,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可以采取认罪答辩,或者以不直接认罪但不进行辩解的方式与控诉人谈判,而控诉人则可以采取降低求刑标准,或者减少起诉罪数的方式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谈判。由于英美法采取被告人如果在法庭上认罪,法官可以径行量刑,以及法官的量刑不得超出起诉要求的诉讼制度,故辩诉交易能够按照双方的谈判结果切实地实现。由此可见,辩诉交易的当事人主义特征明显。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却并不存在所谓的“谈判”,职权主义成分更多。

  三、从构成要件角度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成为硬性规定

  有观点认为简易程序、刑事和解程序同试点中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构成了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框架中的“三驾马车”。笔者认为还要在此“三驾马车”的基础上予以不断完善。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宽的前提和幅度以及适用的罪名都需要法律作出硬性规定。对于不同犯罪形态和诉讼阶段的认罪认罚可以考虑给予程序不同的从轻或减轻待遇,从而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和提高司法效率。

  (二)构成要件法定化

  从构成要件角度阐述和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体现了法治思维,也是依法治国的要求,是将刑事政策法定化、逻辑化的具体措施。该制度的构成要件法定化,一是可以明确该制度的适用条件,掌握具体实施的步骤和层次,避免该制度的滥用和虚化;二是可以建立起科学的定罪量刑逻辑,遏制司法权的滥用;三是可以吸收当前法学界的理论成果,将所谓的三阶层逻辑思维运用到司法实践中去。

  (三)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

  司法机关要加强对司法人员的法律思维培训和创新、完善相应的工作制度,发挥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际价值。比如,在审判阶段,法院应当根据起诉书载明的案情、被告人认罪的形式及量刑建议,初步确定量刑基准,法院初步确定量刑基准之后,应当将其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进行对比 ,如果两者基本相同,应当作出最终的量刑裁判。如果发现两者差别过大,应当告知被告人。如果被告人当庭表示不接受这一初步的量刑基准,应当视为其对适用认罪认罚从宽诉讼程序持有异议,法院应就量刑的事实与证据进行再次调查。法院在进行量刑裁判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被害人的意见,从而确定具体的从宽幅度。

作者:赵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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