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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人民检察院

龚亚夫:对受贿款去向影响定罪量刑的分析

时间:2014-05-22 来源:钟祥市人民检察院 访问量:

  钟祥市人民检察院干警近年来,学界在司法实践中对受贿人将受贿款物的去向特别是用于公务开支、扶贫捐赠等慈善事业是否影响受贿罪名的成立和量刑幅度问题争议较大。笔者认为只要犯罪主体符合、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观上收受了财物,那么受贿行为就已经完成。即便后来将受贿款用于公务开支、扶贫捐赠等慈善事业,也不能改变已经非法占有的性质。下面笔者就受贿款去向的定位、争议的焦点等进行阐述。

  一、 受贿款去向的定位

  受贿款的去向是指受贿人收取行贿人的贿赂款后,将贿赂款自由支配的情况。“自由支配”的情况有多种,比如有的受贿人收受款物后用于吃喝玩乐,有的用于买房买车和家庭日常开支,有的用于孩子上学和老人看病,有的用于单位公务开支,有的用于捐款捐赠和公益事业,有的用于家乡建设等。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务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从规定中不难看出受贿款的去向并未规定为法定情节,也未规定为酌定情节,但是在实践过程中查清受贿款的去向有利于了解案件的来龙去脉、受贿人的主观恶性、受贿人的行为影响等情况,更有助于对受贿人准确的定罪量刑。

  从两高每年公布的相关数据中可以分析得出,在每年的受贿案中,都会出现一些受贿人将部分受贿款用于公务支出或扶贫捐赠等慈善事业。对于这些情况,法院在审理时,往往要综合考虑到各种原因,这对定罪量刑有着较大的影响。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将受贿款用于公务开支或扶贫捐赠等慈善事业,其本身并未占有,故该行为不构成受贿罪。另一种意见是无论该受贿款去向如何,均构成受贿罪。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是严格按照刑法中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并未涉及受贿后将受贿款用于何处的问题,而且受贿行为已经完成,受贿款的去向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

  二、争议焦点的分析

  本文争议焦点是受贿款的去向特别是用于公务开支、扶贫、公益捐赠、慈善捐款、农村建设等是否影响受贿罪名的成立,以及对受贿罪在量刑上是否应该有影响。

  第一,在公众看来将受贿款的去向特别是用于公务开支、扶贫、公益捐赠、慈善捐款、农村建设等是否影响受贿罪名成立的关键是看受贿人的行为是否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只要受贿人收取了受贿款,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就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就构成受贿罪。笔者认为,将廉洁性作为受贿罪的客体,具有合理性、科学性。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十分强调群众路线实践活动,强调国家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在工作中要始终为政清廉,这是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那么当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谋利而进行交换时,这种不正当的权钱交易就侵犯了廉洁性,就是受贿。第二,按照我国刑法对受贿罪的明确规定,也不难看出只要受贿人收受贿赂款,没有交公,就等于非法占有了。即便后来再把受贿款拿出来公用、捐赠或做慈善,也并不能由此改变当初已经非法占有的性质。所以非法占有已经完成,不论受贿款去向,依旧成立受贿罪。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不论受贿款去向,而定受贿罪的判例。像湖南临湘副市长余斌将22.5万元受贿款中的15.47万元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开支,依旧以22.5万元数额判受贿罪;湖南新田县教育局原局长文建茂将受贿10.93万元中的3.1万元用于公务开支和捐赠,法院在判决时以10.93万元判处受贿罪;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疫苗组组长蔡汉港将受贿款部分用于公务开支,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中以蔡汉港受贿款全额认定为受贿罪;原系中国烟草总公司广东省公司机关服务中心主任甘某受贿案中有2万元受贿款捐给公益事业,法院在认定时明确表示这2万元贿款虽全部捐作慈善用途,但其性质仍为受贿;永州市政府原秘书长刘锦坤将部分受贿款用于家乡新农村建设,法院在判决中仍未采纳律师将这部分受贿款不做受贿性质定的意见。

  既然受贿款去向不应影响受贿罪的认定,那么对受贿罪的量刑是否应该有影响。笔者认为受贿款去向也不应该影响受贿罪的量刑,对司法实践中一些案件的量刑,笔者不苟同。理由有四。首先,从受贿者角度考虑,如果受贿者在已经收受贿赂后,事先得到了风声,把贿款捐赠、公务开支掉或存入廉政账户,这样就算被判刑也是轻微的,这就给贪官污吏提供了一个规避法律的漏洞,这于理于法都不符合。其次,我们站在社会大众的角度想想,我们的社会需要公益捐赠和帮助,但是这并不是几个贪官污吏的捐赠捐款就可以满足的,一个社会如果完全依靠余斌、文建茂等人这样的方式来扶贫救弱,那我想这个社会也将会垮掉。如果我们接受他们这样的做法,认同他们这样的行为,那么不知道将会出现多少个余斌和文建茂这样的贪官,这对于社会的伤害程度无疑更重,堪比饮鸩止渴。再次,我们也应该站在法律的角度分析,刑法明确规定了受贿的认定条件,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就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来定罪量刑,我国没有习惯法和判例法,只有严格按照法律条文来定罪量刑才能显示法律的价值。而且在现阶段我国腐败现象多发,国家打击力度加大的环境下,不能拿大贪和小贪、“做善事”的贪官和“找小三”花天酒地的贪官来相比,从道德上来给予程度上的评判,因为贪污受贿不是杀人放火类的刑事案件,就更不能在量刑情节上给予考虑。最后,着眼于长远考虑,贪官污吏越来越狡猾、犯罪手段越来越隐蔽,职务犯罪侦查人员在办案中难度越来越大,为了更好地刹住那些以“济贫”为借口受贿、以“公务开支”为借口受贿的官员去打法律的擦边球之风,在司法实践中对受贿款去向影响量刑应不予考虑。

  二、 对策以及建议

  就受贿款去向对受贿罪定罪量刑的影响,和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各地做法不一的现象,笔者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一是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明确贪污贿赂犯罪方面的有关规定。最高检和最高法可以联合出台详细的司法解释,就受贿款去向是否影响定罪量刑做出明确的规定,避免以后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操作不一致的现象。

  二是司法人员应转变理念,特别是基层和战斗在前线的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要不断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不断更新执法理念,不断提高职业技能,立足刑法的立法原意,始终站在社会发展的高度来办案。

  三是构建职务犯罪预防网。定期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就受贿案件侦查、审理中遇到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探讨分析研判。在社会上加强对受贿问题进行释疑和讲解宣传,让那些受贿分子明白受贿后受贿款的去向不影响定罪量刑,起到一种警示作用。

  四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在国家工作单位中大力开展反腐倡廉教育,倡导廉洁勤政,建立廉洁账户,实施廉洁考评。开展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鼓励国家工作人员下基层、汇民意、知民情、解民忧。让广大领导干部从不能腐、不敢腐到不想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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